被强硬突破

我和18个警察的故事

1948年，周立波完成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创作，这是一部革命文学的经典作品。小说描写了东北地区一个名叫元茂屯的村子从1946年到1947年土地改革的全过程。小说的上、下卷分别讲述的是土改初期“三斗韩老六”，土改后期复查和深入“砍挖”(即“砍大树，挖财宝”运动)的过程。元茂屯土改工作队进村后召开的第一次贫雇农大会“意外失败”，“斗争大肚子”的倡议仅仅得到了少数贫雇农底气不足的“赞成”和满腹疑惑的回应，问题就出在未能有效“发动”群众上。第一次斗争韩老六，真正“发动”起来上台控诉的只有赵玉林一人，“斗争”对于元茂屯的男女老少来说，只是感到像奇，或乐意，或发愁，或犯疑，或观望。斗争会也就在这种未经充分“发动”的复杂的群体心态的影响下，难以形成理想的。两个对立的阵营的紧张空气”，最终以闹剧式的“情绪缓和”而结束。第二次斗争会虽然是在经过对郭全海、白玉山、老田头等人的成功“发动”并正式成立了“农工联合会”之后召开的，但韩老六的几句陈情和检讨，就让“斗争的情绪，又往下降”，以致出现了“人家就是地多嘛，叫他献了地，别的就不用多问了”的议论。好不容易由老田头的血泪控诉所激起的群情愤慨，也被韩老六的几滴鼻血所轻而易举地冲淡了。成功斗垮韩老六的第三次斗争会，除了工作队继续“发动”所见的成效之外，一个关键因素却是“韩老六鞭打小猪倌”而激起了民愤，是被斗争者弄巧成拙地将本来温和的斗争气氛，激化为愤怒的烈火，是恶霸地主的现行犯罪行为，将群众“发动”起来了。　　小说下卷，主要讲述的带有复查和整顿性质的“煮夹生饭”的过程，也是土改运动中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环节。这里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重新夺回被坏人篡夺了的农会大权。在失去了工作队这个“发动”的引擎之后，原农会领导人郭全海们立刻露出了“被发动”者的茫然、“被动”的角色本相，他们实在没有任何主动意识和能力，去守卫土改的成果，更不要说开辟新的局面了。其次是，进一步发起“砍挖运动”。与前期土改斗争不同的是，现在的斗争重点对象，已不是恶霸地主韩老六式的“坏根”，而是吃斋念佛、“修来世”不离口的杜善人和舍命不舍财而又胆小的唐抓子之类的“坏须”了。　　主人公是郭全海，他带领农民继续赵玉林等人的未竟事业，进行锄奸反特和对地主杜善人的斗争，最后巩固了胜利果实，并带头参加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小说在广阔的背景上，深刻地表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广大解放区农村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真实面貌，热情地歌颂了在党的领导下农民奋起推翻封建主义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从而告诉读者：土地改革不仅铲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和社会风貌，而且有力地启发了各阶层农民的阶级觉悟，改变了农民的精神面貌，并且其中一些先进农民，还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冲决封建罗网，正朝着解放大道，迅速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