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江湖
《孽海花》内容繁富，时间跨度大，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它的本质特征？作者对其创作意图的剖白，对我们颇有启发。《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曾云：“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30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节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由是观之，作者试图在这部小说里容纳30年历史的本质内容，并表现出它的发展趋势。质而言之，就是要把《孽海花》写成一部历史小说。而所谓历史小说，已经不同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演义小说”，历史演义小说，即历史的通俗化；而这里所说的历史小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概念。其基本特征是：“把奇妙和真实”结合在一起，塑造“个人与社会历史命运更紧密结合的人物”，表现历史的本质和趋向，最终“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地位”（引号为卢卡契言论）。应该说，《孽海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堪称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小说。这自然与作者对法国文学特别是对大仲马、雨果的历史小说具有颇为精到的研究不无关系。 《孽海花》所表现的30年历史内容，亦即同治中期至光绪后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史。 就政治演变而言，小说以同治中后期为背景，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光绪前、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历程：从中法战争到中俄领土争端；从甲午海战到台湾军民的反抗侵略；从洋务运动到维新派兴起，以至资产阶级革命领导的广州起义的失败。同时，作者更注重表现诸多政治事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诚如作者自云：“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小说中的光绪皇帝生性懦弱，完全被慈禧太后所挟制，即使册立皇后，亦没有丝毫的决定权。慈禧将自己的外甥女塞给光绪立为皇后，以为耳目，而光绪所宠爱的姑娘只好屈居皇妃之位，从此东、西宫争宠的闹剧愈演愈烈。东、西宫争宠，实质是光绪与慈禧争权的表现形式。后来，外间传言，鱼阳伯行贿皇妃，谋上海道肥缺。慈禧就借机大打出手，立刻廷杖皇妃，并降之为贵人。因此而引起帝后失和。由此而后的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直至清王朝覆亡，都与帝后失和相关联。不过，戊戌政变及以后的事件都在拟写计划之内，而并未付诸实施。 小说是如何表现30年来思想文化的变迁呢？作者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中对此亦有明确的揭示：“写雅聚园、含英社、读瀛会、卧云园、强学会、苏报社，都是一时文化过程的足迹。”从雅聚园的描写中，可表现出同治时期一般读书士子的精神风貌，国家已处岌岌可危的境地，而他们对此却麻木不仁，对世界大势几乎是一无所知，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考究做八股文的要诀，陆菶如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然而，时代风云的激荡毕竟促使读书士子阶层发生分化，某些思想敏锐的通达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除举子业之外，亦注重经史百家的学问，而且对西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就在第2回有关雅聚园的描写之后，叙及金雯青中状元衣锦还乡、乘轮船途经上海小住。有洋务派著名人物冯桂芬来访，见面一番寒暄之后，即以长者口吻勉励雯青说：“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一番话足以振聋发聩，直令状元郎茅塞顿开。随后，金雯青又应邀赴一品香会客，席间听薛淑云（影射薛福成）、王子度（影射黄遵宪）等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学艺”，不由暗自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哪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由此意味深长的心理剖白，可见在上海这等开放的城市，学西法、识洋务在知识界已成为时尚。时代毕竟前进了，传统的词章考据之学，已远远不足以敷用，洋务思想应运而生，盛行于世，思想文化演变之迹甚明。然而，洋务思想自有其先天的不足，它只承认西方各国的船坚炮利及科技的进步，而无视其政治体制较之封建专制亦同样具有的进步性和优越性。这种轻本而重末的致命弱点，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愈益为人们所认识。代之而起的则是以政治体制变革为实质内容的维新变法的思潮。到18回有关“谈瀛会”的描叙，就十分清晰地表现了这一思想文化变迁的足迹。从第2回写金雯青衣锦还乡、途经上海聆听薛淑云、王子度的洋务高论，到18回叙及金雯青由俄返国途经上海参加“谈瀛会”，其间经历了2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开始在社会传播，同时，从洋务派中亦分化出一批具有变法思想的改良派。“谈瀛会”上，依然是薛淑云、王子度一班人，而其政治见解较20年前大有进步。“谈瀛会”的中心话题是：“吾今自强之道，究以何者为先？”围绕此论题，各抒高见。或以为力争外交权为急务；或以为当以练兵为首要；或以为发展经济为基础；而最具说服力的论辩，则是以为必以政体变革为第一。而此论实际上最终成为诸名士的共识。毫无疑问，它属于改良主义的新思潮。 小说写到第29回，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已是19世纪末期甲午海战之后的情状。北洋水师乃洋务运动的产物，海上一场恶战，竟不抵岛国日本，几至全军覆没。这沉痛的教训给思想文化界以极大的震动，通达之士为之猛醒，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政体不变革，单是办办洋务，终究是难以拯救衰敝的祖国。这种以变革政体为核心内容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海战之后颇为盛行一时。 与此同时，更有一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为清朝政府已经腐败透顶，顽固派势力在朝廷占居绝对优势，以和平的方式去变革政体，只不过是浪漫的幻想，最终难以付诸实践。那么，他们的政治主张又当如何呢？第29回叙及革命派领袖人物杨云衢（影射杨鸿飞）的演讲辞，从而明确揭示了革命派政治主张的本质内容：“现在的中国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从前野蛮的革命，无知识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扑了专制政府，又添一个专制政府，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很显然，这种以“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为核心的政治主张，比之于维新思想来得更为激烈，亦更为切实！但是，在小说所描写的那个特定时代，革命派思潮尚未风靡社会。第29回叙及革命中坚人物陈千秋只身赴沪，试图联络同志，发展革命力量，而结果却令他大为失望。偌大一个上海，竟难觅知音。且不论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浪子以及惟知买进卖出、胆小怕死的商贩，即使“大家推崇的维新外交家王子度，也只是主张废科举，兴学堂；众人惊诧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辉（影射康有为），不过说到开国会，定宪法。都是扶墙摸壁的政论，没一个挥戈回日的奇才”。陈千秋的忧愤，既表达了对维新派切中肯棨的批判，又反映了革命派思想尚缺乏知音的时代特征。革命派思潮风行于世，那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事情，然而，《孽海花》并未及此便匆忙收场。 总之，循着作者的笔触，不难寻绎出30年间政治、文化的演变史，从而，使小说具有了“历史哲学”的意味和境界。虽然，小说中不乏对清廷腐败的揭露和谴责，然而，它只是在反映政治文化变迁史过程中的附带而已。因此，《孽海花》终究是一部“历史小说”。只有把握了它的这一本质特征，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就会深入一层。 当然，历史小说并非历史教科书，即使它取材真实，人物亦历历可考（据考证，小说中人物有生活原型者达270余人），但是，绝不可把它与历史生活本身等量齐观。它毕竟是一部精心结撰的“奇妙与真实”结合的文学作品，作者以状元郎金雯青（影射洪钧）与名妓傅彩云（影射赵彩云）的婚姻生活故事为情节主线，将30年间重要历史事件的侧影及其相关的趣闻佚事，加以剪裁提炼，熔铸成篇。